朱自清先生堪称现代文学家中的语文教育家(“语文”这两个字是叶圣陶先生与朱先生他们倡导的，原来都叫“国文”)。他自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以后，在江浙一带中学校里执教五年，其间在宁波省立第四中学治教一年半（时为三个学期，即1924年2月至1925年8月）。（1)在此期间，他与同行切磋学问，商榷教事，潜心研讨中学语文教育问题。他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研读国内学者的教育论著，总结经验，撰写了不少有关语文教育方面的文论。这些文论是：《教育的信仰》，写于1924年6月16日，发表于《春晖》34期；《课余》《团体生活》，写于1924年11月16日，先后发表于《春晖》35、36期；《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写于1925年5月23日，刊于《教育杂志》第17卷第7期。我们从这些文论中看到朱自清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以教育为目的”的原则。朱自清认为教育者的目的应该是教育，而教育的目的在于被教育者的“人格”。他的“人格教育”思想发端于宁波（包含春晖中学），贯穿其一生。宁波的执教是朱氏教坛生涯中的重要一站。他以语文教师任上，孜孜以求地探索语文教学，而后又为之跋涉了二十多年，语文教育成了他实施“人格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本文试就朱那时的语文教育教学观，结合他在宁波治教的事迹作一番探勘，聊作发掘和提炼埋在岁月的沉沙中的朱氏传统语文教育思想和经验的引玉之砖。
（一）
朱自清在从事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始终把语文教育看作是整个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的整个人格得以完美的发展。他曾表述这样的观点：“教育还当注意整个人格的发展。”（2）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早在二十年代初宁波省立四中执教时业已形成。朱氏在宁波掌教之时，正值经亨颐主校政，经氏提倡“人格教育”，“它主张教育以养成人格为目的，教授当注意感情陶冶和意志培养”。（3）崇尚“自动、自由、自治、自律”。他说：“人格是做人的格式，思想要走在时代前面，什么都要积极，不要腐化。”（4）经氏是遵命于蔡元培所提倡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造就完全的人格”的教育方针的，其时宁波四中，即有“小北大”的美称，教育体式参照北京大学的甚多。五四新文化运动呈现的“一元多向”格局，使学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当时的教育大气候是极力反对“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以猛烈冲击意在培养官僚和奴仆的封建传统教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亨颐倡导“人格教育”是应顺时代新潮流的。经于学生，因材施教，重视其个性发展，辅导其“自动、自由、自治、自律”，不加硬性拘束。具有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的朱自清来到四中后，便投身到进步师生的革新事业中去。当时四中的语文教师除朱自清外，尚有夏丏尊、冯三昧、杜天縻、洪樵岑、章锐初、汪崇干、钱南阳、汪子望等。朱先生作为一位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他与国文科同人通力合作，以语文教学为出发点，在语文的读写训练中，发掘教材的内涵，凭借教师的人格力量的影响，悉心实施“人格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最后又以完成语文的专任的任务为归宿，进行一系列的语文教改工作。
为培养学生“自立的、个人的”人格目标，朱自清在国文教育和日常生活中，以培养学生合格的人格为目的进行教学。他经常勉励学生“自觉的努力，按着明确的步骤去努力”，各种知识的学习都是如此。在国文方面，要切实地学会各种应用文和养成欣赏力。“初级中学国文教授，当以练习各种实用文、即练习从各方面发表情思的方法为主，而以涵养文学的兴趣为辅”，（5）因为前者是自立的基础本领之一。故他教育学生要抓住眼前的“刹那”时间学习这一基础本领，因为“事情已过，追想是无用的，事情未来，预想也是无用的；只有在事情正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把捉它，发展它，改正它，补充它，使它健全、谐和，成为完整的一段落、一历程”。他把这叫“刹那主义”，或者叫做“三此”——此时此地此我。（6）
在朱自清这一思想指导下，学生学习颇为用功，学业进步很快。他们经过三年学习，已具备了相当的自立本领，此乃健全人格的基本要素之一。
人格还包括“协同的、社会的”能力。要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培养自己的团体生活的习惯和能力”，（7）这种团体生活便是互相协同，它体现了人的社会性。它更是以“事”为主，而不是以“人”为主，可久可暂，可分可合。朱自清主张师生共同去远足，共同去聚餐，一起练习英语、音乐、写生、演戏，“读了一部书，共同设论或交互报告，……诸如此类，多多益善！”（8）为培养学生的团体生活精神，他身体力行，有劝导，有参与，“并非从外遥制”，有时教师还要故意“造出机会来，造出困难来，使学生觉着有组织团体之必要与可能。”（9）所有这些，全在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语文科是整个学校教育中的一门工具学科，故而人们往往重于教材教法上，然朱氏却在二十年代便深刻意识：要使语文教学取得“圆满的收成”，决计不能把目光只投之以课堂，仅注视教材，而当拓宽视野，抓住“训育”这一环节，注意整个学校对学生的“人格影响”。这与经亨颐当时主校政的教育理念相呼应、相契合。1925年1月1日，经氏在《四明日报》上发表了《训育和教育方针底商榷》的教育文论。他说：“我现在草这篇文字，极想表示我底决心，再做几年有方针的教育事业，负责任的训育工夫。”“我主张积极的训育，适应个性和共同陶冶两件事……合成健全的人格，为社会国家造就需要的人才。”朱自清积极践行，把“训育”中的人格造就，落实在语文教学中。他按照语文学科的特点，使之融会、渗透在教学全过程，着力在熏陶感染、潜移默化中进行。朱自清说：“训育”是学校各科教学的“联络中心”，失却了这个“联络中心”，各科教学势必难以收到圆满的效果。他常常问自己，又向同事提出问题：“你上课时，个个学生是注意听讲么？有人谈话么？有人在桌子底下偷看别的书么？最要紧的，你能断定没有一个人想着别的事么？——今日讲的，他们曾如你所嘱地预习过了吗？昨天讲的，他们上自修班时曾复习过了么？”（10）朱氏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固然要看你的教法如何，但更要看你的人格影响如何，更要看你的校长和同事们的人格影响如何，换言之，你们平日怎样实施你们的教育宗旨，怎样实施训育，上课时便是怎样的气象”。（11）这里，朱自清提出教育工作中一个十分棘手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教育者对于受教育者如何施以人格影响，给以人格力量的启迪和昭示，从而使受影响者的品行得以端正，人格得到发展并日趋完美。此为语文教学能否收到实效之关健所在，而此种人格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啻在课堂的几十分钟，更其重要的是体现在平时的以心之交往和沟通之中。诚如夏丏尊所说：“理想的教师应当把真心装到口舌中去。”这个真心，即要“有好学问及好人格”，给学生作出做人的好榜样。
朱先生即是这样的楷模。他在宁波四中以治教谨严而著称。他学问渊博，又具有抒情诗人的气质，一身而兼有文学与哲学之长，因此他教授时富有感情，但它不是西洋浪漫主义诗人那种惊雷疾电式的激情，而是表现为我国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士传统的一种儒雅风度。这种感情，如氤氲和气，如清泉流水，洋溢贯彻于讲授的内容里面，从而产生一种吸引力。聆者犹如沐浴春风之中。朱先生督责功课一丝不苟，管教严，分数紧，课外另有作业，不能误期，不能敷衍，教学中极重训练，重循序渐进、锲而不舍的训练，在读写训练中伴之以人格教育，让学生在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中，得到自身道德人品上的熏陶和感染。正是在凭借语文课自身的功能这点上，朱氏实践着“教育还当注意整个人格的发展”的主张。他在四中，适教育革新，实行学生自治，对于这一提高学生自觉、自治、自学钻研能力的教育活动，朱是支持并加以维护的。虽是语文教师，然他并未忘却为师者之传道重任。而对这一进步潮流，他热忱地称赞道：“看哪！我们的自治底火焰越发亮了，快努力吧！”在实施过程中，他正确地处理“自治”与“自由”的辩证关系，说绝对的自由是不行的。他反对自由化，主张“自治”要有纪律的约束，否则势必导致“无治”。这就尤为“自治”活动指明了健康发展的方向。他还明确地指出：“自治的目的在乎人生底向上或品格的增进”。它是一种进步的活动，并不是静止的权威。“方向和发展便靠我们创造底能力决定”。作为国文教师，朱自清在从事专任教学之中，注重抓紧“训育”中心一环，通过人生道德规范的训练，培养学生自身的意志、情感和行为的调节能力，使学生的人格得到完美的造就。这是他教书育人的教育风范的具体体现。
一位倍受学生钦敬的国文教师，应该既是严师，又像慈母，热爱学生，这种爱是实施“人格教育”的前提条件。朱自清以他的完整的人格，爱的情感，去陶冶学生的心灵，言教之外，兼施身教，因而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他在中学任教的时候就与学生亲近”，“是他的教学和态度使学生自然乐意亲近他，与他谈话和玩儿。”（12）在四中他住学校宿舍，学生乐于上门去请教学问，他有问必答，绝不敷衍了事，故而往他寓室请教的人也就增多，他索性在内室开小课，屋中置一张桌子，学生环桌而坐，他讲析汩汩滔滔，或则阐明语源，或则教以作法，往往长达数小时毫无倦意（在春晖中学，他的寓所也常有大批学生前来请教，《朱自清日记》1924年8月28日项下云，王福茂前有一片来，说读我《别后》一诗，想起我在那间冷清清的房里吸烟吃杨梅的光景）.为鼓励学生大胆写作，他现身说法：“你们不要怕文章写不好，我的第一篇刊物上发表的长诗《毁灭》，就是投了又退，退了又投，反复四五次才得以录用。”（13）“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我每天回家去写一点，有时一天只写一二句，这样慢慢的积成一篇篇的东西。”他还细心批改同学们在课外所写的大量而不成熟的文艺作品，习作之有所进步，必奖掖有加。他甘愿为学生打杂，不惜倾注了心血，捐去了生命。他有句口头禅：“‘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虽然近乎高调，但有机会为人做点有用的事，到底是个安慰”，用以自勉，亦勖勉青年学生。由此可见，朱自清教国文，原不限于教几本书讲几篇文章，他言传身教，要学生做的自己必先做到，他愿做泥土培育花草，愿做烛光光耀后学，甚而以他自己的生命全献给教育青年的工作亦在所不惜。朱自清即是这样一个肯负责的教师之典范，其时他兼课于春晖中学，每周三天在宁波省立四中，三天在春晖中学，奔走于两校之间，却没有误课的情况。他在1924年10月给友人马公愚的信函中说自己对“火车生活，竞习以为常矣”，欣然地做着“火车教员”。由此一端，即可见他的负责。他认为教师先得负责，才能循循善诱，师生合作，才能“教学相长”。正如叶圣陶所说的：“像朱先生那样的教师，实践了古人所说的‘教学相长’，有亲切的友谊，又有坚强的责任感，这才自然而然成为学生敬爱的对象。”（14）朱自清知道，如若教师不尊重学生的人格，而只把它们当作一种接受知识的容器，教师自己也因之淡化活生生的“人”的意识，而仅当作负责传输某种文化指令的中心台，那就使师生关系不是处在思想感情的交流，而经常在抵触和对立之中，语文教学的专项任务也便难以完成。他是深谙“教师与学生交往的性质——这是整个学校活动赖以建立的基础”的道理的。
（二）
朱自清在构建他的包括教育内容、教学目的和教学方法在内的语文教学观中，十分注重于学生的整个人格的发展和造就。
朱自清尤其强调语文教育的内容。国文是当时中学校各种学科中的一门学科，各科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却完成专任训练之外，更需含有教育意义，以确保“人格教育”任务的完成。这种教育的意义的落实便关涉到国文教育的内容，因之国文教学的选材切不可忽略教育意义。当时的教材，有“专籍”、“选本”、“碰本”三种。所谓“碰本”，即为将随手检索到的材料印为讲义，对于此本，朱颇不以为然。但使用“专籍”作为中学生的课本，他亦不甚赞同。他主张用的是“选本”，而且是要采用编得有道理的“选本”作为课本。“选本”入选之文宜文质并兼，合于教学。他说：“我们读英文，读本里常见培根《论读者》、牛曼《君子人》等短论。这些或说明，或议论。虽短，却是正式的论文。这一体白话文里似乎还少，值得发展起来。这种短论最适宜于做教材。”（15）此类短论的共同特点是文道统一，它于“示范”（即语文训练）有用，于“立本”（人格教育）亦有益。朱氏明白，不讲“文”，无法理解它的“道”，抛开“道”，难以理解它的“文”。在四中执掌国文教鞭，他选《人生之目的》短论作教材，对学生进行人生哲学教育，使学生懂得人生的真正意义，并能在此基础上去贪婪地吞噬知识、锤炼技能。鉴于那时旧说选本毛病甚多，他大胆革新，自编“选本”，他将新文学的佳作诸如鲁迅的《阿Q正传》、《药》编入选本，成了他所有讲授的“白话时文”的“保留节目”，深为学生欢迎。
国文教学自当有其目的。当时，于此歧义颇多，而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又争论不休。朱自清的观点则正确而明甚。他在《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中指出：“我想中学生念国文的目的，不外乎获得文学的常识，培养鉴赏的能力，和练习表现的技术。无论读文言白话，俱是如此。我主张大家都用白话作文，但文言必须要读；词汇与成语，风格与技术，白话都还有借助于文言的地方。”（16）显而易见，他的教学目的观包括了知识、能力和技术。由于语文科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朱氏在实施这三项教学任务中，寓之以“人格教育”，极为看重训练中语文因素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熏陶渐染的作用。在四中执教国文课，他十分注重新文学知识的传授，他用新文学作品所蕴涵的知识教育学生懂得人生的真谛，增进对于人生的理解，指示人生的道理。他认为“这就是教育上的价值”。在他看来，语言文字仅是一种了解和表现人生的工具，语文学科更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学生接受新文学知识同时也是在接受生活的教育、接受做人的教育。语文教育与人格教育之间，语文知识的传授起着最好的双向沟通作用。至于鉴赏能力的培养，朱氏也注目于“人格教育”。在诗歌鉴赏中，他指示学生领略“诗里含着的高尚的感情”，体味诗中“暗示人生”的言外之意。小说鉴赏，他认为它能“增加人的经验，提示种种生活的样式”。练习表现的技术，即指口头表达和书面写作的训练。在此项基础训练中，他也注意整个人格的发展。出题作文，他考虑学生人生观的培养，《人生之目的何在？》便是他在四中出的题目。综合教学目的之三项，显然，他强调了语文学科作为工具学科的“文”的特质，又顾及了“人格教育”这个“道”的特质，文道统一，以文载道，“文道”相互为用，相辅相成。朱自清的语文教育指导思想是何等彰彰明甚，熠熠生辉！
一、阅读教学“五步教学法”。朱自清在宁波四中为阅读教学设计了“五步教学法”：（1）课前学生预习。（2）课上学生报告预习结果。（3）令学生分述各段大意及全篇大意。（4）师生共同研究篇中的情思与文笔。（5）一篇教完，行口问或笔试。教师的讲解，贯穿于课堂上的几个环节之中，详略相机处之。（17）这种讲读教学样式可简化为预习、讨论、复习三步。课前预习自然要定向，即确定课文的学习重点，随后有目的地预习。在“讨论”这个环节中，朱氏教学中大致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帮助学生解决已经发现却不能独立解决的疑难问题；二是提供学生容易忽视的重要问题，引起讨论；三是提出可资比较的材料，引起讨论兴味，把讨论引向深入。复习这一环伴之于测验，根据定向指示的重点、难点，以及学生学后的接受信息反馈，出题口问和笔答。在所有这些环节上，既给学生以充分的练习，又把教师的讲解穿插于教学全过程，形成师生共同研讨的教学气氛，在这种师生双向沟通的融洽氛围中完成教学任务。朱先生在组织课堂讨论中，曾难免产生过“许多周折”“许多枝节”，初时确实不易应变和控制。魏金枝在《杭州一师时代的朱自清先生》中所描述的“一到学生发问，他就不免慌张起来，一面红脸，一面急巴巴地作答，直到问题完全解决，才得平舒下来”的情况，在四中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五年的教学实践，朱先生组织课堂教学时已操纵自如，游刃有余。有学生言，老师教书时声调平平，平得像无风无浪的壮阔江流，但水势深厚，滔滔不绝。
二、赏析法。旧时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制订中离不开欣赏能力的培养，但国文教师去深入理会的却寥寥无几。朱自清在“欣赏”问题上提出过许多中肯的见解，构成了他的国文赏析教学法。有的教师运用赏析法讲课时，喜欢发挥，喜欢铺陈。但或如野马，东西驰突无羁勒；或如放风筝，随风飘荡无定准。朱氏讲课却放得开，也收得拢。他不作蜻蜒点水式的泛泛评点，而扎扎实实地把鉴赏放之透彻的了解中。他说：“欣赏得从辨别入手，辨别词义、句式、条理、体裁，都是基本，囫囵吞枣的欣赏只是糊涂的爱好，没有什么益处。”（18）欣赏用力于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上显然是对的，否则与一般评论家按照文艺批评原理作粗线条的勾勒无异，这样岂不丢却了语文教学自身的价值？
三、诵读法。朱自清把一般的诵读法分作“吟”“读”“说”三类。“吟”者于读古代诗文最相宜，朱氏认为桐城派的“因声求气说”不无道理。因此，尽管中学生不必写文言文，但于古文欣赏之切实透脱，还是非“吟”不可。“读”者于白话文最相宜。白话诗文本于口语，又夹入欧化成分，故宜乎用“读”。所谓“说”者，对于用纯粹口语写成的作品，朱氏主张用“说”精确地传达出语言中的情味。三类之中，“读”的用处最大，语文教学上应当特别注重之。从“读”来说，朱氏举凡熟读、默读、精读、略读、朗读、诵读、吟读，可谓囊括无遗。他力主诵读，提倡要像唱曲子讲究咬字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出声诵读，因为诵读有利于学生理顺自己的“语脉”。朱自清在四中执掌“五步教学法”过程中，每讲完一篇，他自己吟诵一、两遍，并让学生跟着吟诵，总结之时，他又令全班齐诵课文，然后再由学生中选一两名单独诵读，力求使写在纸上的“死”的语言，变成“活”的语气。
（三）
从造就学生完美的人格入手，朱自清在宁波四中还特别强调语文教育要重视表情达意的“至诚”。语文教学自然要教会学生说话和作文，然而，说话应当说至诚的话，作文应当写至诚之文，这关涉到做人的态度，关涉到整个人格。人格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自我意识根据道德规范对自己的欲望、感情、意志以及行为的调节能力。教师在训练言谈为文技能的同时，自然要对这“调节能力”予以训导，须知“学校最基本的科目应该是‘人学’”。为此，他在四中着意撰写了一篇关于做人态度的议论文章——《正义》。该文针对当时社会上那班“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的“诈伪”的“小人”，作了无情的抨击：“可怕的正是这种假名行恶的人。……这种人的嘴边，虽更频繁的闪烁着正义的弯曲的影儿，但是深藏在他们心底的正义，只怕早就霉了、烂了，且将毁灭了。”（19）他教育青年学生做人作文都要诚实、诚笃、至诚。自己持躬朴实，待人以诚。他反对作文一味“追时代潮流”的门面话，要求学生能自己观察、自己思想，养成自己的判断力，他自己热切地关注着人生，着力创作“血和泪底文学”。
朱自清文格如人格，他强调文艺必须写实，必须立诚。他说：“我们所要求的文艺，是作者真实的话”；我们所要求的作家，要有“求诚之心”。自己之为文，那叙事之真实，感情之真挚，简直把真诚的灵魂捧之欲出。这颗诚朴诚挚的心灵，正是他的人格美的摄照。他以如此完整的人格美传染给了青年学生，实是尽了为人师表之天职。朱自清把《正义》一文，入编于《语文影及其他》，并非是无意的安排，从《语文影之辑》与《人生的一角》合编成书，这本身就表明朱自清的语文教育和“人格教育”相统一的教育思想。他的观点是，从事语文教育的人，不仅要为“经师”，更要为“人师”——这个“人师”并非是满口仁义道德、道貌岸然，只要在语文教育的本职上，从完全学生的整个人格上切入，提供认真而亲切的服务，即是“人师”。
（四）
在宁波四中从事讲台粉笔生涯的朱自清，在写作教学上，更多的是着眼于“应用”，以实施其“人格教育”。那个时候，中学还时兴文言文，朱先生一上来就提倡学写白话文。据当年亲聆朱先生教诲的学生回忆：开始时他为我们选授几课白话时文。他自己念，或叫同学念给大家听。有问题时停下来给大家讲解。学生在轻松愉快中感受“五四”新文化的新鲜空气。上作文课，《窗外》《书的自叙》《人生的目的何在？》，便是他常出的白话作文题。他和夏丏尊都主张写文章要言之有物，切忌陈词滥调——什么“人生在世”或“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一类人云亦云，半文半白的东西。其时还是二十年代之初，朱自清即倡行白话写作，冲破封建古装的旧文学的桎梏。朱氏自己创作的白话美文——如成名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其漂亮而又缜密的写法，尽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在指导学生作文上，他自然而然采用了白话文这个体制。
彼时四中国文教师大都是才学并茂，卓立不凡之士。洪樵苓旧学根底深，汪子望文学思想新，钱南阳擅元曲，章锐初擅古文，汪崇干擅书法，至于夏丏尊、冯三昧、杜天縻更是新旧文学皆精通，教坛呈鼎足之势，各擅其妙，朱自清非才华横溢而尽展其长孰能处之。好在经亨颐治校，教学兴革，为师者大可竞相献技。朱自清对于写作指导和训练的见解，则是从造就学生的完美的人格入手，着眼于“应用”的。这是他顺从“五四”新潮而作出的大胆革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青年学生练写作文，多以“创作”为目标，这些学生心目中便或隐或显地有个“假想的读者”，即社会上的一般知识阶层。朱自清适时把握学生的心理脉搏，他以为教师对学生的作文训练，倘不带点创作意味，他们便不甚感兴趣。针对此状，朱氏在写作训练中给学生悬出一个明确的目标，让其提笔为文时心里有个“假想的读者”，这就激发了他们的兴趣，而又使训练贴近了“应用”。朱氏选择“报刊文学”作为训练的模式，教学生学写报章文体，因为那是“广义应用文”，它的内涵在“应用”，外延则可包括各体各式的实用文章。为读写配合，他突破常规，把报刊文学中那些意深而语淡，亲切而气和的文字补充到教材里，借以突出教材的示范性和实用性。
为作文指导和训练贴近“应用”计，朱自清在写作教学中告之文笔写得“有味”的“诀窍”，把自己写《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经验加以传授，说明有味的文章全得之于生活，并非全然靠天赋与灵感，学生很受启发。于是，学生在写作练习中也注意“细意寻探”生活，努力写出“个性”，写出“自我”，很有一些成功之作。朱自清在四中积极倡办班级壁报和校刊，作为佳作的发表园地。四中校刊《四中之半月》就是他和夏丏尊等人力主而办的。该刊每半月出一张，内容丰富多彩，体式活泼生动，刊载的有校长经亨颐的教育论文，也登教师“下水”之作和学生习作。遗存的1925年6月30日在《四中之半月》上揭载的刘沧海写的《洒泪吟——并慰沪上惨死的同胞》，便是在朱先生指导下刊出的。对于班级壁报，朱先生常作文示范，学生则竞相仿作，尔后拿自己的习作跟先生作比，以发现自己之不足。至于学生习作中的上等之篇，他用心发掘，每有所见，便批上“传观”，壁贴以供阅览和揣摩，或选优送登校刊。朱自清后来说过：“从前我教中学国文，有时选些学生的文章张贴在教室墙壁上，似乎很能引起全体的注意，他们都去读一下，壁报的办法自然更有效力：门类多，回数多。写作者有了较广大的读者群，阅读者也可以时常观摩。一面又可以使一般学生对于拿报纸上和一般杂志上文字做写作目标有更亲切的印象。这是一个值得采取的写作设计。”（20）学生在校练笔，无论从需要和场合看，抑或从读者的对象看，多半都带有“假定性”，从“假定性”到“现实性”，中间需架一座“桥”，办壁报校刊之类，可谓是具有这种性质的“桥梁”。
 关闭窗口 打印文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