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拉图说：“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所以有价值选择，有正确的价值观，才能评判是非、荣耻、优劣。 从众的区别 江南尘 明星为虚假广告代言，被曝光，回答是理直气壮：“大伙都代言，为什么偏抓我？” 诸如此类的思维方式，并不陌生。偷税漏税者被抓住，也问：“那么多人偷税漏税，为什么单抓我？有人贪污，我和他们比，轻微得多，算得了什么？”一腐败分子被抓，也大声呼喊：“那么多人腐败，为什么只抓我？”因此，有人买官，他也买官，心安理得；有人行贿，他也行贿，不以为耻，反以为精明。 当年鲁迅笔下的阿Q“勋业”之一，就是摸尼姑刚刚剃过的头，尼姑斥责阿Q“动手动脚”，阿Q的回答是：“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仔细观察，生活中，到处都能看到类似的思维方式。有人闯红灯，不走人行道，我也闯红灯，不走人行道；别人乱涂乱划，我也跟着到处涂鸦；别人“国骂”声声，我就脏话连篇；别人不排队，我就敢“加塞”，只要是随大流，别人这样做，我做了又算得什么？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从众是一种常见现象，通常指的是主体对于某种行为要求的依据或必要性缺乏认识与体验时，便跟随他人的行动而行动。从众并非都是对的。索罗门·阿希在著名的“阿希实验”里发现，32%有错误的从众反应。 判断行为的正确与否，是公正还是不公正？是合理还是不合理？重要的是区别是非的界限，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道德与法律界限，这要靠价值判断，而绝非这样做的人，是多还是寡。 诗人苏轼也说过“从众”的话。有一天他和包括大书画家米芾在内的名士宴饮，米芾个性鲜明，特立独行，多有狂言异行，人称“米颠”，他当场问苏轼：“别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子瞻（苏轼）。”苏轼回答说：“我从众。”苏轼非常看重米芾的书画成就，病重期间听到儿子朗读米芾一篇赋，兴奋异常，大加赞誉，扶病写致米芾书说：“公不久当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也。”“颠”还是“不颠”，毕竟是些须小事，无关乎是非，不必认真，便随口说出“我从众”的话。这一类“从众”，不算毛病，反而见其敦厚。一旦面对大是大非，苏轼绝不含糊。《宋史》说苏轼“忠规谠论（正直之论），挺挺大节，君臣无出其右。”苏轼也说，为人处世绝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王安石变法，他反对“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险些丧命；旧党重新执政，他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又遭贬。在大节上，始终坚持己见，不随风倒，可谓“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 当然，本文所举种种实例，不过是用“从众”说，为自己行为辩护，目的是寻求开脱。别人如何，我就如何，是强词夺理，是一种消极的参照。如果由此无限引申下去，将是可怕的，别人偷，我也可偷，别人抢，我也可抢，别人杀人，我也可杀人，那还了得？ 柏拉图说：“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所以有价值选择，有正确的价值观，才能评判是非、荣耻、优劣。 （选自2007年4月25日《今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