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一个班，后来代两个班，三个班。大姐在学校里，比正式老师辛苦，也比正式老师吃香。那一年，政策下来，清退代课老师，大姐哭了，也是几天不肯吃饭。村长又登门打招呼，实在不好意思，真没有办法。她声音嘶哑地说，我不在乎工资，我现在是离不开学生了。其实她的薪水，只有正式老师的三分之一。 代课老师 金 鑫 代一个班，后来代两个班，三个班。大姐在学校里，比正式老师辛苦，也比正式老师吃香。 那一年，政策下来，清退代课老师，大姐哭了，也是几天不肯吃饭。村长又登门打招呼，实在不好意思，真没有办法。她声音嘶哑地说，我不在乎工资，我现在是离不开学生了。其实她的薪水，只有正式老师的三分之一。 轻轻放下教鞭，年近四十岁的大姐收拾好课本，默默地离开了站守多年的讲台，到外地打工去了。除了教书别无长处，她只能帮人家洗盘子，帮人家带小孩，现在，在一家商店里卖糖果。我听她说过，每一年教师节，都感到心里酸甜苦辣，不是滋味。她的青春，都奉献给了那些渴求知识的孩子。 儿时的暑假，父母一大早便下地干活，我们成了一群顽猴。大姐奉命把我们集中起来，方凳当桌，辅导功课。一个上午，我们的作业做好了，玩够了，大姐的中饭也忙好了。这一方法很得大人的赏识，慢慢地，邻居们也将孩子托了过来，请她帮着照看。大姐一面在孩子中间跑，一面在灶屋里忙，听到有人喊作业不会了，往灶堂里猛添一把柴火便跳出来，或者手里握着一把菜刀急急地冲过来，脸上黑一团花一团的，很有些意思。 大姐成绩很好，参加中考时却考砸了。她躲在房里哭了几天，饭也懒得吃。父亲劝她，明年复习再考。过了不久，村长找上门来。村长是找大姐去代课的，村里的小学缺人，他再三央请，无论如何帮帮忙，等正式老师一来，就不麻烦了。大姐勉强应了下来。父亲找来一盒粉笔，她就着屋前的一块砖地练习板书，写满了，用拖把一洗，重新再来。那年秋天，初中刚毕业的大姐做起了代课老师，天不亮就起床，晚上总要带回厚厚一摞的作业本子，用红笔在上面勾勾叉叉。大姐得意地说，孩子们都怕她呢，课堂上，谁不认真听讲，“叭”地一教鞭抽在讲桌上，教室里便鸦雀无声。下了课，大姐又和他们一起跳绳踢毽子，到了冬天的时候还挤麻油，样样来。 别看她在课堂上威风八面，在家里不知哭过多少回，学生调皮捣蛋让她哭，成绩不好她也哭。渐渐地，大姐的嗓子开始变嘶哑了。不知是粉笔灰呛的，还是用声过度。母亲找来胖大海给她泡茶，但还是不行，大姐每天都要上课，声音又都是大大的，像是从扬声器里飞出来的，她要保证每一个角落里的学生都能听清楚。后来，大姐就不哭了，她的学生成绩一个劲地往上升了。家里墙上贴满了她的教育先进奖状，红得像一盏盏喜庆的灯笼。 大姐代课，慢慢就出了名，每次考试，班上的学生在周围几个学校中总是名列前茅。有一次在全乡统考，大姐的班级考了第三名，村长高兴得不得了，说我请的人一准没错。村长本来说好了代一个学期的，到了春节放寒假的时候，又捎了信来，再代一个学期吧。到了第二年，又跑上门来，说小金老师，再代一年吧。大姐说，好哇。等到后来，邻村的校长也到我家来请她去代课。就这样，大姐代了十多年课。 （选自2006年9月《杂文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