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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的生命里，我要与我的亲人，我的朋友，相见。一个，一个，一个，我要记住他们，到来世。 回 家 丁立梅 在学校开学前，回了一趟家。一个暑假都没回家，找着各种理由说服自己：忙，抑或天热，等等。父母亲总是以我的理由为理由，虽然他们极盼着我能回家看看的。 是母亲接的电话。母亲快活地说，现在我就去忙饭。然后又不相信似的追问一句：乖乖，你真的回家啊？那个时候，是上午八点多钟的光景。 去找买一种老式收音机。我刚分配工作那年，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祖父买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了。祖父一直当宝贝，不离手地捧着。逢人便告诉是他孙女买的。得意之情喜形于色。也终于用得"老"了，再发不出一点声音来，祖父等着我回家给他修。父亲说修不起来的，别人也说修不起来的，只有祖父坚定地说，梅有办法，梅会修。 商场里，没有红灯牌的收音机。想来那收音机已成真正的古董了。好在有另一个牌子的，样式新，按钮却并不繁琐。买下，给祖父带回去。 知道我回，祖父高兴得很，一直在家等。拉着我的手，颤抖。母亲在厨房里忙活着，锅里的油烟腾起多高来。父亲在河里洗鱼。我老远叫，爸。他答应着，乐呵呵提着篮子上来了。 我家前屋后转了两圈，屋后的河，不像河了，树也不像树，草也不像草了，都杂乱得很。是少有人烟的缘故。一个村庄的萧条，是从人的日益稀少开始的。 田里的稻子开始抽穗了，风里有稻子的清香。还有棉花和黄豆，叶都绿得饱饱的。听见人家的鸡鸣和狗吠，在院外响得真切。却更添一份安静。我想起祖母说的，一粒米七碗水的话。是说劳作的艰辛。父亲打药水的机器放在门后，很沉的家伙。父亲高兴地说，新的呢，才买的。水稻每隔几日就要治虫，他背着这么沉的家伙，那么多田走下来，要走上一整天。六十多岁的人了啊。我说怎么背得动？他说，没事。轻描淡写，话题扯到其他方面去了。我无语。能跑能动是福，或许父亲这样，他是幸福的。也有个期盼的，等老得跑不动了，就到儿女们家里去住。呵呵，父亲笑。父亲的期盼，很酸涩。或许不但是我的父亲，天下所有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如此？ 饭后闲聊。父亲最喜欢听的是我又写多少文章了，又得什么奖了。父亲会在一边作评点，说，好，好。有人到家里来，父亲把这些拿作当谈资。以前我曾极不满过父亲这样的虚荣，但现在我不了，我很乐意父亲说。让他去说吧，只要他感到快乐。我喜欢微微笑着看父亲，看兴奋爬上他的脸，他说，好，好，我的女儿就是不简单。还有什么比生出一个“优秀”的孩子，更让一个父亲自豪呢？为了父亲，我愿意做一个优秀的孩子。 母亲会对我“撒娇”，说她这儿疼那儿疼。我给她钱，再三关照，是给你买营养品吃的呀，一定要买呀。她答应了，收下，孩子似的乐。 傍晚走时，没跟祖父告别，怕他跟着，难舍。悄悄在心里难过一回。祖父见面时总是说，儿啊，我们见一回面少一回啊。以前祖母也这样说，祖母没了。祖父不久之后也会没了。然后是父母。生命中的人，就这样，会一个一个离去。 见一回就少一回啊。所以，在有限的生命里，我要与我的亲人，我的朋友，相见。一个，一个，一个，我要记住他们，到来世。 （选自2006年11月《杂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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