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永远是老师的一个过客，而老师却是学生的永远。 教育的恐怖 真遗憾，我的成长不能为中国教育提供正面范例了。我不是早慧的孩子，感谢父母给了我无忧的童年。尽管饭都吃不饱，但我是快乐的。看到今天孩子沉重的书包，真为他们累。 我容易走极端。欣赏我了，就是天才。冷落我了，就成烂铁了。我的经历似乎在反复验证这件事，从小学到高中，我始终不能挣脱这个怪圈，一次又一次地验证老师的预言。 我是一个贪玩的孩子，整天捞鱼摸虾，没个正经。就是帮父母做家务，也是在游戏中完成的。成绩不好也没人在意，父母好象也没有要求过，只要不逃学就好。教室是没收的房子，一个富农家的。做了几年牛房，又开过几年机房，地上除了牛骚味，还有一股柴油味。油浸过的地面终年潮乎乎的，好象从来没有干过。不过，这样正好便于挖洞，打小球方便极了。 那时的课本，无论语文算术，第一页都是毛主席语录。又粗又黑，不管你爱不爱看，先把你目光给夺了。对主席的敬畏是深入骨髓的，小朋友在一起游戏，语文书是绝对不能叠四角的。不用别人指出，自己就觉得罪过了。五千年了，没有什么神真正主宰过中国，但对权力的崇拜却从没有间断。 农村孩子读书之少，是无法想象的。说个事吧，我有个堂哥，初中毕业了，也没看过一本课外书。连“公主”是男是女都不知道，硬和人争，非要说“公主”是男的。原因很简单，公鸡公猪公狗都是男性，想当然，“公”主肯定是男的了。 除了课本读的书极少，我也没见过谁家有书。除了《毛泽东选集》，文学作品大多被视作毒草的。父亲有时会觅回一两本书，象《金陵春梦》，这是揭露蒋介石反动本质的，不在封杀之列。那时纸张紧缺，甚至连上厕所的纸头都没有。夏天掐几片麻叶，冬天薅一把枯草。有的孩子大便了，没纸揩，就骑在刚刚犁过的泥块上，来回蹭两下。 小画书是看过几本，都是旧的。传来传去的老有掉页，关键时候就没有下文了。印象最深的是《格林童话》，那是表弟的宝贝，任何人不准动的。那是一个午后，大家都睡觉了，没人玩了我又睡不着，便到处乱翻。这确实是本好书，从来没有哪本书让我如此陶醉过，象是一束强烈的阳光，突然照亮我的胸膛。我浑身颤抖着，脑子极度亢奋，昏昏洋洋的，又好似特别清醒。担心表弟会突然抢走，所以迫不及待想看完。 三年级时，我刚上了几天课，老师让退级。有的孩子哭得死去活来的，我搬起小板凳就走，一点不觉得难为情。反正都认得，到哪里都有的玩。今天看来这是个极其恶毒的惩罚方式，实际上，它是把孩子的自尊踩在脚下反复揉搓了。我所以不觉得，实在是因为太小，还没有把它当成是惩罚方式。期中考试，我成了班上的第一名。这使我第一次有了荣誉感，我仿佛突然间就长大了，也感到老师的目光是多么不同。 有位叫丁滔的老师，教我们作文。那会儿作文简单，老师都作详细的讲解。第一段应该写什么，第二段应该写什么，结尾应该写什么。无非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所谓的几要素。第二次作文课，丁老师几乎是用激赏的语气宣读了我的文章。还分析哪一段写得好，如何好。开始我还莫名其妙，觉得没做过什么，只不过听讲时注意力集中罢了。接着脸便红了，热血直往头上涌，一刹那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豪和骄傲。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作文了，准确地说，我是喜欢教作文的老师，喜欢他表扬我的目光。 接踵而来的，我当了班长，少先队队长，还领着全校的孩子做操。每当我羞怯地走到台前，我是多么自豪啊！在这个“官”本位的社会，“官”作为奖励机制，已经遍布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无论是哪一行只要你做得出色了，总有个相应的位置为你留好了。每天老师一进门，我一嗓子起立，几十个孩子便齐刷刷地跳了起来。然后便“老师好”、“同学们好”地交换一回。再叫一声坐下，孩子便七零八散地矮了下去。 课余时间，我还有一项类似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即哪个同学欺负哪个同学了，哪个同学自习课乱讲话了，我都屁颠屁颠向老师汇报，乐此不倦。现在看来，学校生活实在是社会的预演。有许多人怀念学生时光，认为那是人生最纯情的年华。实际并非这样，只不过那时利益冲突相对少些，所以人际关系也就不那么激烈了，当然更不会你死我活了。不管怎样，这都不妨碍人们的怀念，毕竟那还是一块相对的净土。 今天的孩子，从小就要当企业家、明星什么的。我小时候没听过这些名词，也不知道代表什么。那个时代的理想似乎和时代的谎言一样虚幻，对我没有什么激励，太抽象了，我只能感受一点具体的东西。后来丁老师不教我们了，但还关注着我，我也仍是最优秀的孩子。看到老师对别的孩子凶，我是幸灾乐祸的，我从来没有设身处地替他们想过。 有过这样一则报道，有八九个孩子因为调皮，老师便恶毒地咒骂他们不要脸，并责令他们用小刀刮自己的脸，说要看看脸皮到底有多厚。谁养的孩子不疼？当孩子血淋淋的回了家，父母自然要问的，可孩子那敢说呢！以为在学校惹事了，父母又是一番威吓，这样有孩子便交待了。当记者就这件事采访那个学校的老师，他们都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象是记者大惊小怪了。也难怪，在学校这是常事呢。 按理说学校应该是孩子的天堂的，但只要有一个恶鬼般的老师，学校就成地狱了。不幸的是，每天都有无数的孩子，噩梦一样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中。如果说父母的厉吼还有爱，那么老师的鞭打恐怕就只有暴力了。 初中时，我考上了所谓的“尖子班”。“尖子班”的条件是全校最好的，新课桌，新板凳。普通班则是破桌旧椅，连电棒也少了几根。晚自习全校都暗暗的，只有我们班亮堂堂的。出来进去，我们都挺胸凸肚的，好象这个学校是为我们开的。 第一堂外语课，就击碎了我的优越感。那是个右派老师，据说他亲戚都在香港。那时香港是个可怕的地方，外语教学也不象今天这么重要。老师念“字母表”三个汉字时，我跟着念了。老师大为光火，把我从坐位上，一把拎了出去，连推带搡揪到黑板前，用手指一下一下敲击我的脑门。同学们轰地笑了起来，又给他一嗓子吼了下去。第一堂外语课，我竟站了整整四十分钟。从此我不但对外语老师极为恐惧，对外语也深恶痛绝。 后来在一篇作文中，我再一次出尽了洋相。说操场象草原，冬瓜象篮球。语文老师一边高声诵读，一边嘻皮笑脸地批判，同学们也跟着哄笑，羞得我直往裤裆钻。说真的，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篮球呢，更没见过草原，只不过想让文章生动一些，写上几个比喻句。老师的嘲骂摧毁了我最后一点自信，从此以后，被训是家常便饭了，我也越来越无动于衷，渐渐地讨厌学习了。 多年以后，儿子造句，形容红艳艳的苹果象猴子的屁股。我没有笑他，并肯定他抓住了事物的特征。但又指出用肮脏的屁股形容红苹果，是不是会给人不卫生的感觉？儿子想了想，就把红苹果和笑脸联系在一起了。 书读腻了，课本也能忘在家里。学校离家有六七里路，本来和同学合看一下也无不可。为体现权威，老师竟让我回家去拿。我是不敢不回去的，等我赶回来了，自然也下课了。至于外语背不出来，迎风站半天，更是常有的事了。 惩罚学生，老师是殚精竭虑的。天不冷不让你迎风头上，太阳不毒不让你晒太阳。有个同学身子弱，烈日下烤了二个钟头，等同学发现了，他已经昏过去多时了。问起孩子，都有被打经历。从入学第一天，恐惧的便不再是父母而是老师。当老师把暴力带入校园后，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初二下半年换了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姓沈，很矮，但学问非常好，待学生也很和气。她教数学，因为喜欢她，我对数学便有了兴趣。数学成绩上去了，对其它科目也有热情了。期末时，我已经是全年级最优秀的孩子了，也顺利考上了高中。 有位教育专家，把孩子分成两组。一组告诉他们：“你们都是天才，给你们配备的也是最好的老师”；另一组什么也不说。一个学期过去了，分别出现了。被告知是天才的，无论是成绩，还是智力发育，都明显优于另外一组。这就是所谓的“赏识教育”。其实，老师和同学的分配都是随机的，结果却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很多人提到这个故事都兴奋非常，认为这是赏识教育的最佳范例，可我却对所谓的“赏识教育”不寒而栗。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习惯以国度、种族、血统、阶层、群落来划分好坏贵贱，孩子出生后便被贴上什么料的标签。如果一个孩子想要成为什么，首先要打破许许多多恶毒的诅咒。也许我们的教育缺乏的不是赏识，而是爱心。阳光，是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的。无论他智力如何，哪怕是个弱智孩子。 教育更不是要造就多少天才，而是要教会孩子如何去爱，爱自己，爱家人、爱他人，爱社会。教育不是工具，而是打开心智的钥匙。不要把学习仅仅定义为学习课本，更重要的是学习生活，学习社会，一辈子自觉地学习。在信息膨胀的今天，绝对地划分学习阶段和工作阶段更是错误的。 高中时代不幸又成为一个噩梦的开始。我没有离开过父母，所以特别想家，又得了疥疮，成绩便不如人意。一来二去，老师便没了颜色。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南京人，咬文嚼字的，却错别字连天。我有点小聪明，听出来就要纠正。老师认为让他难看了，便给小鞋穿，动不动揪我到黑板前，有时干脆撵到门外，不让听课。我已经是一米七几的大人了，老师这样呼来喝去的，一点也没有考虑到我的自尊。 复读时，我又一次成为最优秀的学生。这时已经没有什么自豪了，更多的是屈辱。总忘不了自己身份，惭愧象蛇一样吞噬我的自尊。我突然理解了那些退级孩子为什么痛哭了，我常常梦见自己又被退到小学，还是那些泥桌子矮凳子，但高大的身躯再也坐不直了，也没有勇气直视老师目光了。 家境的艰难，使我每一次回家都成了“逼债”。见我回去，父母高兴是高兴。一到晚上便要出去东挪西借，也许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考上大学，让父母脸上有光。终于，我承受不了这样的心理压力，退学了。父母松了口气的同时，也彻底绝望了，我也放弃了一生中一次重要的赖以脱离土地的机会。 学生时代已经很遥远了，回忆那段时光，我已分不出甜蜜和苦涩。学生永远是老师的一个过客，而老师却是学生的永远。 （推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