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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听说她和父亲要到大城市的儿子家过春节，更是羡慕。她说：“要不是生了你这么个儿子，我哪能跑到这城市里来过年?咱们那地方，一辈子没坐过火车，一辈子没进过城，一辈子没下过饭店，一辈子没住过楼房的人，有的是!我还不知足吗?”说这话的时候，母亲稍稍喝了点酒，脸很红润，泪珠却忍不住掉在了酒杯里。 母亲来电 郑连根 今年的农历正月二十六，我尚未起床，母亲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今天是我的生日，要我别忘了。 母亲只记得我农历的生日，不过这跟她的身份是相符的，她本来就是个农民。母亲在登记户口的时候也把我的生日说成了“1月26日”，其实，那一年的公历1月26日，我仍然在她的子宫里，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 后来，我在万年历上查过我的公历生日，但我没有告诉过母亲。我想，何必呢?既然母亲记得正月二十六是我的生日，那就用这个吧。 母亲除了告诉过我自己的农历生日之外，还告诉过我她自己的生日，当然也是农历的。但是，在她生日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提醒过她。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来没有过过生日，她的生日在夏季，正是农忙季节，农活都忙不过来，哪里有闲心思过生日呢? 但是，母亲来电提醒我过生日，我还是有点内疚。我一次都没想着给母亲过生日，她却想着我。 母亲上一次来电话是在正月初一，我也是还没起床。她先是问我年怎么过的，然后就说：“去年是在你们那过的年，今年就你爸和我两个人，不缺吃不缺穿的，就是挺想你们的。”说着就在电话里哭了。我赶紧说：“别哭，明年还到我们这来过年。”母亲也答：“明年到你们那去。” 其实，我和母亲是有隔阂的。我们姐弟四个，我最小，可母亲并不喜欢我———尽管我学习很好。母亲特别喜欢那种听话又爱劳动的孩子，用她的话说就是“放了学就帮着父母干活”的孩子。而干农活，对我来说并不是强项，我放了学常常还是要看闲书或做作业。为此，母亲没少训过我，说我懒，“没出息”，“将来娶不上媳妇”，“就是娶上了媳妇也得给饿死”———“光看书能当饭吃吗?” 这些话当然是在气头儿上说的。她并不反对我读书，而且还特别希望我能考上大学。为了让我考大学，家里借过许多钱，这些钱直到我工作之后才还清。这时母亲就又说：“你要是真能考上大学，你爸和我的心血也就算没白费。” 我大学毕业之后，并没有像母亲设想的那样回到内蒙老家工作，而是来到了济南。这出乎母亲的意料之外。最初，对于我在几千里之外的地方工作和生活，母亲十分不放心，她总以为我是一个在生活上照顾不了自己，在工作上也会“得罪人”的人。每次打电话，她总是这也嘱咐那也叮咛，好像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1999年9月，我结婚，母亲说什么也要从内蒙老家来济南看看。那是她第一次来济南，也是她第一次到大城市居住。她对现代文明的陌生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她在家里想的是帮助儿子来操办婚礼的，可是来了之后才发现，我和妻子根本就不想操办婚礼；她还设想着帮助我们做结婚用的被子、枕头之类的东西，可这些东西我们早已买好了；她想把自己当年结婚戴的银镯子送给我妻子做礼物，可发现我妻子戴的戒指远比她那个镯子漂亮……她是想着来照顾别人的，可来了之后才发现，她自己成了被照顾的对象。 母亲不得不用她特有的方式适应着都市里的生活。过马路的时候，她不习惯看红绿灯，她跟在别人的后面，别人走，她就走，别人停，她也跟着停下；逛商场的时候，她不敢上滚动电梯，经过反复动员才上去了，还要两只手死死地揪着我的胳膊；手机也不敢用，每次都是别人把号拨通了，再给她，她只要对着说话就行了，我说：“您这做法就跟高级领导似的。”她说：“一个傻老婆子，领导谁?” 我们上班的时候，家里就剩下了父亲和母亲。父亲还能看看书，读读报，而母亲就无事可干，她一天的工作就只有买菜、做饭了。饭做好之后，她就在楼下眺望，等着我下班回来。我按时回来了，她就说：“我估计这个时候就该回来了。”我若回来晚了，她就问：“今天咋回来得这么晚?”我在报社工作，就像稿子有时候写得长有时候写得短一样，下班也有时早有时晚。我跟母亲解释回来晚的原因，她听过之后还是很茫然，说：“你整天编稿子写稿子的，都编些啥写些啥呢?要是编不出来写不出了怎么办呢?”她无法理解我的工作。她只是对我的收入感到满意。我有时写稿子要熬夜，她就提醒我：“别累着，钱可不是一天挣的，宁可少挣点也别一下子累坏了。”我无法向她解释我的写作在稿费之外的意义，我只能说：“没事，我不累。” 在住了两个多月之后，父亲和母亲又回到了内蒙老家。这之后的几年间，母亲对我依然不放心。每次打电话，她几乎都要问我是否跟妻子吵架了，并嘱咐我别吵架。我说：“没有。”她还不信，就反问：“一次都没吵过?”她不信我的，我就让妻子跟她说，妻子在电话里跟她说：“我们真不吵架，好好过日子，哪有什么好吵的?您放心吧。”她还是将信将疑，就跟妻子说：“连根这孩子从小就是个犟种，你可别跟他一般见识。” 她的这种顾虑一直到她和父亲第二次来济南才被打消。2002年10月，我和妻子买了套房子。父母再次来到了济南并在这里过了2003年的春节。他们这次来济南住的时间比较长，终于证实了我和妻子确实不吵架，这才放了心。不过，这之后，母亲在电话里又有了新内容，那就是要我和妻子生孩子。其实，她的这个想法在还没有离开济南的时候就很强烈，她不但跟我说过，而且还动员过妻子。她跟妻子说，她可以给我们看小孩子，如果我们嫌孩子耽误工作，她还可以把孩子抱回老家去养，养大了再给我们还回来。甚至还用土鸡肉诱惑妻子，说，如果妻子坐月子，她就用内蒙老家的土鸡给妻子炖汤补身子。 虽然母亲用尽了心思劝我们生孩子，但还是遭到了拒绝。我跟她说：“生孩子不是我们的强项，在生育这个问题上，人类比不过老鼠，也比不过黄花鱼。可是，如果比读书和写作，老鼠和黄花鱼就不是我们的对手。” 在母亲那一代，结婚生孩子是天然的事，如果不生孩子，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而如今，婚后什么时候生孩子以及生不生孩子，那都是要经过一番考虑然后才能作出选择的。在母亲眼里，孩子是人生的一种极为重大的主题，她常说：“人活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儿女吗?”可在我们眼里，首先要设法使自己的人生充实、精彩，然后才是其他；在母亲那里，每个人还都负有传宗接代的使命，可在我们眼里，这种观念早已过时…… 2003年春节，父亲和母亲都是第一次在大城市过年，我和妻子领着他们去商场买衣服，很快就为父亲买好了，可母亲的就是买不上，母亲相不中，她嫌衣服鲜艳，又嫌价格贵，说：“一辈子也没穿过这么贵的衣服，不也过来了?”最后我们为她买了件羊毛衫，她穿上挺好的，但她平时舍不得穿，春节期间穿上，一到做饭的时候还要换下来。 虽然我们没有按照她的要求生个孩子，但母亲还是认为她很幸福。我工作之后，就不让父母种地了，我给他们生活费。对于这一点，母亲十分自豪，她说，在农村，有口气就得种地干活，哪里有还不到60就“退休”的?村里人听说她和父亲要到大城市的儿子家过春节，更是羡慕。她说：“要不是生了你这么个儿子，我哪能跑到这城市里来过年?咱们那地方，一辈子没坐过火车，一辈子没进过城，一辈子没下过饭店，一辈子没住过楼房的人，有的是!我还不知足吗?”说这话的时候，母亲稍稍喝了点酒，脸很红润，泪珠却忍不住掉在了酒杯里。 （选自2005年第1期《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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