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小学，毅然离开居住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给学生买鞋子，为村民修水渠。这一切，除了在那个不通公路的偏僻乡村，无人知晓，因为他自己不要传扬。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

我们为什么要信仰

何光沪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侯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人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这个回答，听起来有点出乎意料。而在中国，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看见自己既无危险，又可以抢时间，就“忘了”规则；其次，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看见了红灯却看不见警察，又相信此处没有隐藏的监视器，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当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

    交通的状况是中国以及一些东方国家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据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拾到几千元钱上交之后，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真心答应帮忙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借钱是“有毛病”!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在好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环境下，要坚持与“常人”不同的好行为也很难。要把全社会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净化人民的道德环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底线)应与法律连接(如在一些国家，“见死不救”属于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仰相关(传统文明基本都是如此，而到了现代，人们真正的宗教、真正的信仰却退化了)。前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乎等的法治原则；而这类法治原则的确立，又需要政治文明。后一方匿是说，道德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对法律原则的内心支持)，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人心的自我约束常常软弱无力，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治观念淡薄的当今中国社会，“人心惟危”的状况必然出现。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这种被国人视为“正常”的理智有三个特点：(1)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2)只从有限的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所以不考虑未曾看见或无法看见的东西；(3)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身陷其中的道德腐败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中国人自古信“天”，作为信仰对象的“天”，乃是殷人所称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称的“天帝”或“天”、历代所称的“天道”或在“天理”最流行的通称。对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进行历史地梳理、批判地讨论、自由地选择。但是，如果考虑到先贤相信“天生民，有物有则(则，意即规律、法度、秩序，——正义先锋注)”已经涉及一个人与他人、社会、世界及其本源的关系，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当今人们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影响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小学，毅然离开居住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给学生买鞋子，为村民修水渠。这一切，除了在那个不通公路的偏僻乡村，无人知晓，因为他自己不要传扬。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我想，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摘自2006年1期《知识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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