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陕西出差，先到一个很偏远的小镇，接着坐汽车去村里。路凹凸不平特难走。沿着盘山公路转悠，没多久我就开始晕车，吐得一塌糊涂。后来翻过了两座高山，过了一条湍急的河，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好不容易捱到了村里。

    于是我开始忙着拍照，一群小孩子好奇地围着我，该换胶卷了，我随手把空胶卷盒给旁边的一个小孩子，她高兴极了，其他的孩子羡慕地围着看。看着小孩儿喜欢，我又拆了个胶卷盒给另一个小孩儿，他兴奋得脸都红了。我又翻翻书包再找出两支圆珠笔分给孩子们，惹得更多的孩子渴望地看着我的书包，我真后悔没多带几支笔。我拉着一个穿红碎花小褂的女孩儿问：“叫什么呀？”“小翠。”“有连环画没有？”“没有。”旁边男孩儿说：“学校只有校长才有本字典。”“姐姐回北京给你们寄连环画来，上面有猫和老鼠打架，小鸭子变成天鹅的故事。”听得他们眼睛都直了。

    我拿出笔记本：“记个地址吧。”“陕西×县李庄小学……”“谁收呢？”“俺姐识字，她收。”过来一个大一点的女孩儿，“姐姐，写李大翠收。”“好吧。”

    从陕西又转道去四川、青海。回北京忙着写报告，译成英文，开汇报会，一晃就是两个月。一天，偶尔翻到笔记本上的“李大翠”，猛然想起小村子的孩子们。我犹豫了一下：“孩子们早忘了吧？就是寄过去，也许路上丢了，也许被人拿走了，根本到不了孩子们手里。”

    第二天，我还是拜托有孩子的同事带些旧书来。大家特热情，没几天，我桌上就堆了好几十本，五花八门什么都有：《黑猫警长》、《邋遢大王》、《鼹鼠的故事》、《十万个为什么》、《如何预防近视眼》，居然还有一本《我长大了，我不尿床》，呵呵，是有婴儿的妈妈给的。从家里找了本《新华字典》，又跑书店买了本《课外游戏300例》，一同寄走了。

    快忘了的时候，接到李庄的信：“北京姐姐你好，从你走以后，村里的娃娃天天都说这事儿。我们经常去镇上的邮局看看，嘱咐那儿的叔叔、婶婶，‘有北京来的信一定要收好啊，那是我们的。’等了两个月没有，村里的大人笑我们，‘北京的姐姐随口说的，城里人，嘿嘿，说话不作数的。’我们不信，姐姐清清楚楚地在本子上记下了我们的地址啊。后来发大水了，妈妈不让我们去镇上。我拉着小翠偷偷去，其实不远，半天就到了。万一书寄来呢？万一我们不在被别人拿走了呢？那天我们终于收到了。姐姐，你知道我们有多高兴吗？用化肥袋子包了好几层，几十里山路却是跑着回来的！晚上全村的娃娃都到我家来了，小翠是搂着书睡的，任谁也拿不走。第二天拿到学校，老师说建一个‘图书角’，让我当管理员。看的人必须洗干净手，不能弄坏了。书真好看，故事我们都背下来了，还给俺娘讲哩。”

    我望着窗外，眼睛湿了，想着那两座高山，漫过桥的大水，还有泥泞的山路上一高一矮两个孩子抬着化肥袋子里的书籍的单薄的身影。我为曾经的犹豫感到羞耻——幸亏寄出去了，要不，永远对不起孩子们。要是伤了他们的心，我拿什么来弥补呀？

    后来我又陆续寄了一些书和文具。秋天来了，收到一个沉甸甸的大包，李庄的。里面是大枣，红亮红亮地透着喜庆，夹着字条：“姐姐，队长说今年最好的枣不许卖，寄给北京。”我把枣分给捐书的同事，大家说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枣。

    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什么叫“一诺千金”。

   （选自《读者》2005年第17期，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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