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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打败中国（一）
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物，发现优点，编著成绩，都是可能的。但是，指出缺点，揭示病因，不仅需要勇气，更仰仗知识
邓小平在1989年6月9日的讲话中曾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政治思想教育”。笔者在本文中借用这一说法时，将其范围延伸，从十年扩大到五十年，从政治思想教育扩大到整个教育体系，但结论不变。
希来：无法回避的一场颠覆性革命
又是十年过去了，我们终于听到了“素质教育”、“联合办学”等教育改革的脚步声。然而，教育的根本意义、目的、内容、方式这些方向性、原则性的问题，却未见到充分的探讨。而这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全民族的共识，单凭“减轻学生的书包”恐怕不能支撑起我们民族的现代化，从而也恐怕不能减轻压在中国几代人心头的“富强自由”的梦想的压力。
从康梁倡办京师大学堂到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所关注的不仅在教育方面的功能，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更大的作用是培育新思想
中国文明成为古代世界诸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悠久文明，一直备受崇敬。中国的圣人孔子，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思想，是当时最进步的教育思想；他所传授的“六艺”，是很全面的通才教育。
教育系统有两种社会功能，一种是显在的功能，一种是潜在的功能。
首先，中国传统教育普及层次的目的，是能写会算同时又忠君报国的良民百姓；提高层次的目的，是“学而优则仕”，选拔国家统治集团的成员。
其次，有文化的（书院或私塾）教师是民间（仪礼、公益、民事调解等）活动最活跃的组织者，是社区的舆论领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校就是国人对国事进行批评监督的场所。汉代和宋代的太学，明代的书社，均在教育活动中隐含某种政治交往的功能。
当欧洲中世纪后期普遍建立大学和文艺复兴运动后，中国的教育开始在世界上落后。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标志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奋起直追。1860年之后的九十年，教育现代化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和火车头，是现代化成绩最为显著的一个领域——
对教育内容、目标和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中心的“西学”取代了“中学”在教育上的传统统治地位；军国民教育取代了“忠君报国”，培养目标确定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国民（新民）；大中小学堂取代了书院和私塾。军事、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都要以教育现代化为前提，使得后者的作用大大提升。清末新政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兴建了一大批法政学堂，为施行宪政培养议员、法官和行政官员。科举废除后，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宪法”，由与立法院、行政院平行的考试院主持文官、法官、外交官的资格考试。国立大学创立后，随即便开始了从大学校长、教授向部会首长级政务官的流动。
从康梁倡办京师大学堂到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所关注的不仅在教育方面的功能，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更大的作用，是培育新思想、新政治的温床，是各式各样社会团体的策源地。学校具有监督和评议政府的特权，学校师生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集会游行结社等项自由得到社会各界的特别尊崇与呵护，以至毛泽东曾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梁漱溟在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时，以乡学为政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枢纽。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后，明确规定乡镇中心学校具有特殊地位和功能，其校长和教师得依法兼任乡镇政府中的职务。国民党虽然想要党化教育，但遇到教育界和社会其他各界人士的顽强抵制，一直没有完全如愿。
1949年以后，中国教育几度遭遇挫折：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十年“文革”浩劫。这些政治运动使最优秀的人才惨遭摧残或者从教育系统中流失，使中国教育大伤元气。一方面，教育领域从现代化的先行军变成了拖后腿的，无法为各方面建设提供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当90年代前期中国各种市场蓬勃发展时，大学的经济学课程还在起劲吹捧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教育系统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性活动和功能几乎全面萎缩，沦落为听命于权力的一种简单工具，仍以北京大学为例，从一代巨匠陈独秀、胡适、鲁迅到俯首帖耳的“梁效”的演变就足以说明一切。
近两年来，改革风气刚刚吹进了教育界这一过去的禁区。但是，如果认识到教育失误的长期性和严重程度，只搞一点小修小补是远远不够的，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经过五十年发展在经济总量上缩小了与它们的差距。但中国在教育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几乎没有缩小
国人喜欢拿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作比较，并从中获得一种满足。不错，因为中国比印度的土地改革搞得彻底，比印度更早破除对计划统制的迷思，比印度更积极地对外开放引资，中国五十年经济发展的总成绩好于印度。但是，如果拿教育来比较，中国人就很难有自豪感。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经过五十年发展在经济总量上缩小了与它们的差距。但由于长期失误，中国在教育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几乎没有缩小。
美国在校大学生在适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学毛入学率）早在1940年就达到16%，而根据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国要到2010年才能达到15%，相差70多年。美国、俄国、韩国现在的大学毛入学率都已超过50%进入了普及阶段；而中国大陆1996年只有5.78%，尚处在精英阶段；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在世界各国和亚洲各国中，均有一半已超过15%的标准，进入高等教育发展的大众阶段。在这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两个大台阶。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992年的数据，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
经过几十年的“赶超”，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三四十年前，中国依靠留美留欧留苏归国的专家学者制造出了“两弹一星”，使国人感到无比振奋。现在，中国自己培养的专家学者却制造不出象样的潜水艇、驱逐舰、战斗机，不得不再次大规模地向俄国进口军事装备。1993年，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79.6人，美国74.3人；1996年的中国只有6.8人，人数既少，质量更差。培养不出第一流的科技人才，这只能表明教育的失败。
比较古今中外的教育，不仅要从数量和质量上考察，而且要评判其公平程度。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以及“映雪囊萤”这一类的典故，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相当的公平性。美国教育的公平性，获得了权利法案以及教育贷款等一系列制度化的保障，以至出现了所谓的“逆向种族主义”（譬如考试成绩差的黑人可以比考试成绩好的白人优先录取、录用、提升等）。
但在当代中国，社会不公正却渗透到教育系统的血液中，成为见怪不怪的常规。受教育机会本身的不平等，会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愚昧和贫穷凝固化，从而造成社会紧张，危及中国的整个现代化事业。
日本是非欧美国家中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日本是依靠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这支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半数以上成员均来自东京大学。回过头来看中国，与日本的东京大学地位相当的北京大学五十年来为政府提供了多少人才呢？现在中国政坛的活跃分子极少文科和法政出身，几乎都是半路出家的理工科出身，这如果不是中国文科和法政教育彻底破产的标志，就是表明在意识形态体制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完全征服。
中国教育系统中弥漫着一种工具性的理念，甚至从人文教育扩散到科技教育，“教育为……服务”的工具意味及其强烈
把现代性片面理解为“合理化”，把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国内外学界对此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但在传统意识形态的掌控下，中国教育系统中却弥漫着一种工具性的理念，甚至从人文教育扩散到科技教育。“教育为……服务”的宗旨，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教育只能是贯彻某种意图的工具。
经过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形成了实用性极强的教育格局：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偏重理工科教育，在理工科教育中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狭小范围内的工艺操作。校内外的自由交往、对话和碰撞，社会思想、文化、政治创新与传播的策源地，教育系统以往这些交往性的活动和功能，已不被社会所需要。
既然国家成为现代化的唯一推动者，全能主义架构中的“单位”成为一切社会合法组织的母体，教育系统作为各种民间组织枢纽和公共舆论重镇的功能自然也就不合时宜了。这种功能的衰竭，对于全社会的健康发展危害极大。如果不是“反右派”和“拔白旗”运动彻底清除了教育系统中一切敢于讲真话的人，“大跃进”时期种种“放卫星”的闹剧便是不可想象的。
自从大学诞生以来，辩论、自由演讲、五花八门的社团活动，便成为大学的一种传统。在中国科举时代，同年、同门的聚会结社，同样是一种雏形状态的社团组织。欧美大学中流行的同学会，则是现代社会许多民间组织的源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能够成为“民主堡垒”，也正是凭借了这种传统。但在1949年以后，大学中这种极其可贵的交往传统却迅速泯灭。当人们不能从教育系统中获得这种习性时，便只能从失败的实践中逐渐吸取教训，这势必在民间社会形成初期造成一种社会畸形，使黑社会作派和黑白两道混杂蔚然成风。
不少学者曾建议，中国的民主化应当逐步推进，如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应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教育系统率先实行民主，显然是一个最适当的选择。
当年大学中的名教授如胡适、傅斯年，同时也是社会的舆论领袖；傅斯年人称“傅大炮”，曾把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轰出了政府。而同样身为北大校长的马寅初，仅仅因为在人口政策上与领导人意见相左，便被批判撤职；威望不如马寅初之流，就更加噤若寒蝉了。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变。
早在30年代，就有一批大学教授、校长、博士进入了国民政府。在当今的台湾地区，无论是即将下台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就要上台的民进党政府，都有半数左右的政务官来自教育系统。至于美国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奥尔布赖特之流在学界和官场进进出出，更为人们所熟知。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教育系统和政府之间建立密切联系，把前者产生的新思想、新血液随时输入后者，打破道统和政统的隔阂，使政府始终保持一种对社会的敏锐感觉和活泼生气。
在社会转型时期，教育系统的职能不仅仅是培养“劳动者”，也不能满足于培养出“高科技人才”，而是要通过它的目的性和交往性活动，提供各种新思想、新制度、新组织得以产生的温床，提供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行政、人文、科技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才。用这样一种标准去衡量，就更能感受到五十年教育的严重失误。
国人必须再次回到起点，重新进行“新民”教育，使中国民主制度建设与民主素质培养同步
素质教育口号的提出，是中国教育界自我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中国教育的病根，绝不限于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层次。要振兴中国教育，必须重新检讨教育的根本宗旨，全面改革现行教育体制。
笔者认为，中国教育系统的基本目标，应当是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素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合格的中国公民。关于素质教育和通才教育等，人们已经谈过很多，这里侧重讨论以下
1. 传统教育
做中国人首先是要有一颗中国心。所谓中华民族，主要不是种族的概念，也不是地域的概念，而是基于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有了这种认同，种族、语言上的差别并不妨碍形成多元一体的、和睦的民族大家庭；没有这种认同，一个祖宗的子孙也会闹分家、闹独立。真正的认同必须出于自觉而不能靠强迫，而这种自觉心只能在优秀中国文化的潜移默化中形成。应当增加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份量。但必须搞清楚什么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李白杜甫的名篇呢还是黄巢洪秀全的歪诗。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只从孔夫子讲到曹雪芹，还要讲授各少数民族历史上的优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也就是民族—国家教育或者说国民教育。
2. 公民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之一就是专制主义，所谓“君权神授”，把“忠君报国”牢牢地捆在一起。上个世纪初梁启超讲“新民”教育，就是要把“忠君”和“报国”拆开，抛弃臣民意识，建立主权在民的公民意识。但是在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后，中国的公民教育出现了一次历史的反复。经过意识形态的包装，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从“天授”、“神授”转为领袖对真理的“先知先觉”以及通过革命拯救“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者的神圣天职。主权在民落空，宪政、民主、自由被推迟到训政、强国、富民之后。由于没有民主教育和民主实践，民众的民主素质也就永远提不高，由此造成一个关于中国民主制度建设与民主素质培养的悖论。因此，国人必须再次回到起点，重新进行“新民”教育。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办法有千条万条，实行公民教育应当是最重要的第一条。
3. 博爱教育
所谓具有世界眼光，首先是要有人类一分子的意识，要有人道主义的博爱胸怀。在世界其他国家，博爱教育主要是由宗教教育承担的。中国人宗教意识淡漠，没有发达的宗教组织和宗教氛围，更应当在普通教育中始终贯穿博爱教育的红线。鲁迅曾指出：在国人意识中，“异族不是主子就是番子”，缺乏民族平等、世界一家的意识（传统意义上的四海一家是指华夏文化的一统天下，而不是多文化的共同体）。“多有这种‘合群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谈论全民之爱、人类之爱成为禁忌，刻意强调的尽是阶级仇、民族恨，使得人道主义的传人更添悲哀和忧虑。在人类历史进入新千年之际，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日益强盛的起来之时，“这种‘合群爱国的自大’的国民”能否使自己的眼光和胸襟开阔起来，以人道主义的平等态度来拥抱整个世界，关系到中国在21世纪的命运：是融入世界文明主流呢还是凭借实力与之对抗。
4. 军体教育
不论是选择与世界合作还是对抗的道路，首先都要保障未来的国民具有健康的体魄。用上个世纪初先贤的说法，就是要注重军国民教育。在瑞士、以色列、韩国、中国台湾这些现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实行全民兵役制。中国大陆人口太多，不可能让每一个青年都有服兵役的机会，但很有必要加强学校中的军体教育。中国城市中的孩子大部分已经是独生子女，受到家庭几代人的宠爱，独立生活能力比较差。组织野营拉练、野外生存训练、抗灾救灾训练等，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防范可能的灾难，具有极大的好处。开展群众性的航空、航海、跳伞、航模、无线电体育活动，既可以增进国民素质，又可以加强国防潜力，应当大力提倡。
5. 可持续发展教育
作为地球村民，应当具有保护地球生物圈的生态意识；作为中国国民，应当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人口大国同时又是（按人均水平衡量的）资源小国。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的发展老路，先破坏环境，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治理环境。要以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绿色来平衡黑色（以钢铁和煤炭为代表的工业主义发展观）、黄色（无节制的市场经济和物质享受观）和红色（政治意识形态），让下一代人的头脑中有一个更加五彩缤纷的未来世界图景。
中国教育怎么办？体制多元化，权力分散化，教育多样化，机构自治化
在回顾和检讨历史的基础上，笔者就教育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下列建议：
1. 体制多元化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一种体制多元化的格局。在著名高等学府中既有国立大学，如北京大学；也有省立大学，如山东大学；还有私立大学，如南开大学；有中外合办的，如清华学校（后改为清华大学）；也有外国教会独办的，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以及多家著名的医学院。不论是哪一种体制的学校，都有成功的经验。50年代初按照苏联模式实行院系调整，体制多元化变成了教育部的一统天下，所有的大学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而教育质量普遍下滑，“大学精神”荡然无存。近来实行文科院校与理工科院校的合并，重新创办综合性多学科大学，只是否定了院系调整的部分内容，院系调整的更大失误——行政集权、国家包揽，尚未受到彻底批判。
与其让越来越多的国内生源流向国外教育市场，不如向世界打开中国教育的大门。应当允许中外合资与外国独资办大学、办分校。外国教会拥有巨大的财力和办学的积极性，在立法和政府监督的基础上，让他们重新回来办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未尝就不能考虑。应当高薪聘请国外各学科的大师到国内讲课任教以至担任院长校长，而不仅仅是请一些语言教师。同时，也应当允许国内的私人和社团开办大学。通过（所得、遗产）税法上的奖励政策，吸引国内企业和私人向教育事业投资捐助。
2.权利平等基础上的权力分散化
受教育的权利属于基本人权。每一个中国人，不分地区，不论城乡，在义务教育阶段应享受底线水准大致相同的教育服务，在高等教育阶段应享有平等的入学机会以及助学金和教育贷款方面的同等保障。现在，最富裕省份与最贫困省份之间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相差十倍，最繁荣的城市与最偏远的乡村这种差距更超过百倍。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各国的经验证明，发展落后地区的最佳途径既不是向穷人分发生活补贴，也不是在基本建设投资上的大规模倾斜，而是增加人力资源开发上的投入，使那里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
下列事项应当尽快列入国家权力机关的议事日程。首先，明确规定教育事业费在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最低限额；其次，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教育经费支出大幅度地向义务教育倾斜；最重要的，是确定全国统一的小学生和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年度最低标准，由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剂，按学生人头落实到每一个学校，富裕地区的政府可以在此基础上追加自己的补充标准。
中央政府的职责是保障最基本的教育资源和权利平等，具体的教育管理则应下放到地方。应当在街道和乡镇一级设立学区，让选民直接选举由居民代表、家长代表和学校代表组成的学区管理委员会，全权负责辖区内各中小学校的管理，包括预算、人事和教学管理。
3.教育多样化
实现教育管理权力分散化以后，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法的多样化才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现在，已经有少数省市进行了这方面的改革试点；将来，不仅各省、市、自治区可以有自己的推荐方案，每一个县市和学区也可以自行决定适合本地特点的具体作法。各种不同的课程设置、教材和教学方法争相斗艳，将会出现一个竞争性的教育市场，通过优胜劣汰，提高全民族的教育质量。
教育多样化也意味着学校教育向社区教育和其他非学校教育的延伸。这就为新型教育服务产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对于老年大学这一类终身教育机构来说，目的性行为的色彩已经非常淡薄，交往性行为的意义更加突显。
4.机构自治化
中国民主化的前途，更多地取决于城市自治而非村民自治，教育机构自治而非企业职工自治。大学等教育机构实行自治，可以视为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积极尝试。
二三十年代的北大清华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在多年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校内领导体制。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全校教授会选举评议员、教务长，审定全校课程，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项；学系教授会推举本系主任。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教授会互选的若干名评议员组成；职权包括：规定全校教育方针，议决各学系及校内各机关的设立、废止及变更，制定校内各种规则，委任（财务、训育、出版、建筑等）各种常务委员会，审定预算决算，授予学位，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的任免，议决其他重要条件。由校长主持、教务长和各学系主任（后来是各学院院长）参加的校务会议是行政的审议机构，它的职能是议决一切通常校务行政事宜，协调各学院、学系间的问题等。这套体制的核心是教授自己选出的评议会，国立大学的校长虽然是由政府任命，但他是通过评议会来行使职权的，在评议会中他不享有否决权，完全尊重多数评议员的决定。
教授治校的大学自治体制，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从制度上保障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大学体制也完全合拍，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在今天不能把它继承下来。学生自治是教授治校的一种补充机制，既有利于师生沟通，一起完善校务管理，也有利于学生在自治实践中养成公民德性，为在社会上行使民主权利做好准备。
在中央政府各个部门都在精简的同时，惟独教育部凭借11个副部级高校，反而多得了几十个副部级的位置。教育行政部门在整个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中之得天独厚，可见一斑
张鸣：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从毕业生文凭的发放，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到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的划定，都是上面直接定的
说也奇怪，改革开放，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许多领域都变了，惟独教育的一亩三分地依然我故，行政主导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的削弱，反而随着改革而加强。
以高校为例，可以说稍微有点夸张地说，几乎所有高校都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不仅学校的主要负责人由它们任免，而且学校主要事务也由教育行政部门操控，从毕业生文凭的发放、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到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的划定，都是上面直接定的。甚至连教学模式、教学管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这样的具体事务，教育行政部门也有具体的指令。学校的部分经费改由项目的方式下发，这种貌似科学的改革，结果是使得大学校长见了教育部的一个小处长，都得假以辞色，因为学校编不好故事，或者故事编不合主管处长的意，那么就可以不给你本来应得的经费。
最热闹的事情莫过于高教系统的各种评比。凡是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培养质量是一样的，不同档次学校的文凭，硕士、博士学位的含金量自然也各有不同，然而，我们国家却不然，大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设置，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来评定，虽然名义是专家在评，但熟悉官场规则的人都明白，组织者才是决定因素。
这样做的前提，似乎就是告诉人们，我们的所有大学，文凭含金量都是等值的。不仅这种大学所必备的“点”必须上面钦点，所有衡量学校档次的指标，都得上面来评。
不仅如此，我们还有精品课程、精品教材的评比，还有学校研究刊物入围的评比，还有各种名目的优秀成果奖的评比……。不过，所有这一切比起声势浩大的国家教育工程，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开初是211工程，说是由国家确定若干所名牌大学，重点扶持。211刚起步，又来了个985工程，不知道按这个步调走下去，保不准以后还会不会有别的名堂。
每个名堂背后，都堆放着金钱、荣耀和地位，这些好处，不仅是学校的，也是承担这些项目的个人的
所有名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所有想进来的学校都得巴结它们。大家如此卖力，不用说，是因为每个名堂背后，都堆放着金钱、荣耀和地位，这些好处，不仅是学校的，也是承担这些项目的个人的。
据说，某些顶尖高校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中国一流的大学不去争这些东西，那么自有二流的来争，如果二流的不争，则有三流的侧身其间，如果所有的研究基地、重点学科都落到二、三流学校手里，那么我们岂不脸面无光？说白了，在行政加利益的杠杆面前，没有人能顶得住。话说回来，即使是著名高校的负责人，也还不是主管部门任命的？在中央政府各个部门都在精简的同时，惟独教育部凭借11个副部级高校，反而多得了几十个副部级的位置。教育行政部门在整个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中之得天独厚，可见一斑。
改革几十年，应该说教育领域也不是像某些人批评的那样，一点也没有被触动过。高等教育收费了，民营资本也进入了教育领域，但是，所有改革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强化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使它们的权力得到了金钱的滋润，变得更游刃有余，更威风八面。
眼下，尽管人们批评教育产业化，但实际上教育已经产业化了，只是这种产业化比较奇特，一方面，教育部门收费大幅度提高，但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服务却大幅度缩水了，我们的教育领域，就是这样一个超级的产业和衙门化高度结合的所在。
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在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收缩，行政权力在受到限制，都在强调依法行政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从不担心受到惩罚？
如果没有学校作为凭借，一介七品芝麻官怎么敢跟二品大员过不去
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一直都背负着它所不能承受之重。都说中国的中小学生负担重，其实中国的教育负担更重。
古代的学校是个近乎神圣的所在。每个县的官学，门前无一例外有一块下马石，上面写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下马轿。意思是说，不管你是谁，官有多大，到了学校，就得从马上下来，轿里出来，毕恭毕敬，否则就是犯了大忌，头上的乌纱甚至头本身都有些危险了。学校里的教官虽然品位低微，但至少得是个五贡出身者才能做，学校里的考试和讲学，非科举正途出身的正印官不能染指。清朝中期，广东某县令跟当地驻军长官不和，于是下令学校隔三叉五敲鼓，扰得住在学校旁边的总兵大人夜不成眠，只好搬家了事。如果没有学校作为凭借，一介七品芝麻官怎么敢跟二品大员过不去。
不仅学校如此，整个教育体系都带有某种神圣性，明清两代外放的“学院”和学政，以及乡试的正副主考，都是绝对的清要之职，不论官衔多大，地方首长都得恭恭敬敬地迎接。中央的教育机关叫“礼部”，最能说明问题，教育跟国家的礼制联系在一起，关乎天下的兴亡。
从古代到今天，中国的教育几次翻烙饼，从形式上看，已和大清国的时候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但附加在教育上的教化与意识形态传承的功能，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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